法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案件
大家好，如果您还对法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案件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法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案件的知识，包括名誉权纠纷的案例分析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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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区别
荣誉权和名誉权的区别有以下方面：
1.主体不同。荣誉权的主体特定，仅为获得光荣称号或嘉奖的民事主体享有；而名誉权是所有民事主体都享有的一种人身权。
2.客题不同。荣誉权的客体是荣誉称号、证书、勋章、奖章、奖状等，而名誉权的客体是公众对他人的社会评价。
3.取得的程序不同。荣誉权需要有关机关或单位授予荣誉的程序而取得，而名誉权的取得无需授予等特殊程序，是自然就享有的。
4.能否被取消、剥夺不同。荣誉权可依法被剥夺，名誉权不能以任何方式剥夺。
5.侵害方式不同。荣誉主要是否定、贬低、亵渎他人的荣誉等的方式侵害，或者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而侵害名誉权主要是侮辱诽谤。
二、名誉权纠纷的案例分析
1、2006年7月8日被告的记者夏某发布的《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中称：“遂昌县公安局专案组4人携带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介绍信于2005年3月15日第一次前往山东郯城，试图通过当地公安机关到鲁南纸业公司找陈某、戚某调查取证。但是该公司董事长佟某等人以陈某、戚某外出，推托搪塞，而陈、戚二人在电话中一会称在上海、一会称在江西，拒绝配合。办案人员等了9天还是没有结果，只好回来。2005年9月16日遂昌县公安局干警再次前往山东郯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找到了鲁南纸业公司一位姓谢的办公室主任，讲明了法律事实，希望陈某、戚某等配合公安局的侦查工作，但该公司董事长根本不予理会。同年10月16日遂昌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带领两位办案民警前往山东郯城……，但在鲁南纸业公司的庇护下，犯罪嫌疑人一直没有露面”。
2、原告诉称：2006年7月8日某报社记者夏某在网上发布《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严重失真，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该文称：“遂昌县公安局专案组4人到鲁南纸业公司调查取证，但是该公司董事长佟某等人推托搪塞”。又称“2005年9月16再次前往山东郯城，但该公司董事长根本不予理会”。这纯属编造。其一，我根本不是什么董事长，我是山东省郯城县纸板厂厂长，有工商登记为证;其二，郯城无“鲁南纸业公司”这个企业、省、地、县三级均无登记;其三，我无权协助，我既不是董事长，又不是知情人，这是被告夏添乐添枝加叶，无中生有。被告的行为意指我包庇纵容犯罪，给我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寝食难安。同时也给我厂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以致大批客户退货、终止合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公开在证券时报刊文纠正错误的报道，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3、被告辩称：一、2006年7月发布的《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根据所掌握的可观材料所撰写，这些材料来源合法、可靠，我们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的过错，也不存在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二、原告要求我们赔偿精神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退一步说，即使“鲁南纸业公司”确实没有工商登记，我们发布的《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也不会对原告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因此，原告要求我们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以事实和法律为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经法院审理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争执的焦点是被告的《呼吁》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对原告的名誉权构成侵权。首先，被告《呼吁》所说的“原告指使20多人强行抢走带着手铐的案犯，执行公务的干警全部被打伤”。在此期间，原告不在郯城，而去了天津出差;其次，称“原告与郯城县政法委书记是亲家关系，说不定这背后隐藏着某些肮脏的交易”。原告的儿子系未成年人，正在学校读书。再次，原告系山东鲁南纸业公司董事长，而该公司根本不存在，且郯城新鑫纸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魏宗炎;而原告是郯城县纸板厂厂长。据此，被告的《呼吁》内容基本失实，由于其抄送数十个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故应认定被告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由此给原告的精神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的答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第三款、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5、一、被告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公司对原告佟某停止侵害，并在报刊给原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6、二、被告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公司赔偿原告佟某精神损失费5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7、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8、本案涉及到对名誉权的侵害问题。理论上，名誉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人格权又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细化来说，名誉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的一种。所谓自然人的精神人格权是自然人对其精神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的总称。而所谓名誉权则是以名誉(特定人所受到的有关其品行、才具、功绩、职业、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的维护和安全为内容的人格权。
9、传统的侵害名誉权的方式主要有以言论、出版物的形式直接贬损他人名誉、以不正当的检举揭发或者起诉而贬损他人名誉等等。本案侵害名誉权的方式与以公开发表文章侵害他人名誉有关。但要证实这点，首先得判断被告的记者夏添乐发布的《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中是否有侵害原告名誉权的内容。
10、夏某所发表的此篇文章主要讲述了“鲁南纸业公司董事长”佟某妨害公安局的侦查工作并处处阻挠，并用了大量的细节来描述这一情况。但原告却认为被告记者夏添乐所发表的此篇文章内容严重失实。首先，根本不存在“鲁南纸业公司”，其次，佟某也并非是“董事长”，其只是山东省郯城县纸板厂厂长，夏添乐所发表的文章指出佟某阻碍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根本是凭空捏造。
11、从被告的辩称来看，被告非但拿不出相应证据来对其描述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反而称既然“鲁南纸业公司”不存在，发布的《独家解密凯恩技术泄密案》一文不会对原告造成任何不利影响。这理由显然不成立，夏添乐所写的文章指名道姓，而且使所有人都相信其所称的是原告，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进行，内容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是正当的。
13、法律界网站提示：在公民撰写、发表批评文章的时候，应根据自己调查的真实情况来创作，切不可随意虚构素材，以免对他人的名誉造成影响。在公民的名誉权遭受损害时，应积极向侵权人主张权利，要求其停止侵害。
三、求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案例
[案情] 2005年6月22日晚，原告俞爱武之夫、方堃羲（1990年9月21日生）之父、童梅玉（1936年11月14日生）和方本坚（1932年9月14日生）之子、俞德茂和张光萍之女婿方辉乘坐被告欧阳祈君驾驶的赣B21319号小汽车由兴国县开往南昌，行至319线622KM+990M处时，与同向停放在公路右侧路面上的被告喻爱民驾驶的赣C56602号大货车尾部相撞，造成方辉当场死亡。经泰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欧阳祈君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喻爱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欧阳祈君被依法判处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六原告除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30万元外，还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8万元。
法院认为，被害人方辉的死亡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精神伤害，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意见，被告欧阳祈君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可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告喻爱民应给予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依法判决被告欧阳祈君赔偿死亡赔偿金等12.9万元；被告喻爱民赔偿死亡赔偿金等8.6万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下称《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在处理本案时，认为被告欧阳祈君被判处了1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根据该《批复》判决刑事责任人欧阳祈君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同时认为，被害人方辉的死亡给赔偿权利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未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喻爱民给予原告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审判结果，虽然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但本案基于最高院的《批复》判决在同一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一方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负次要责任的一方却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权利人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强有力的司法救济的结果，却显露出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排除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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